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办公大楼的一侧，有一座普通的平房小院。

　　但小院门前挂着的牌子并不普通，这里是国内首家“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”。

　　近日，记者来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，探访了这一被称为具有“特殊功能”的工作室。

　　进门，左侧墙壁上镏金大字醒目：“公平公正依法调解”，居中挂有双手互握的“人民调解”徽章，大大的椭圆谈判桌上有序地摆放着“调解主持人”、“调解员”、“当事人”、“记录员”、“证人发言席”等标牌。

　　工作室共有5名工作人员，分别由律师、司法工作人员、卫生部门人员组成。出现医患纠纷时，工作人员将依据规范要求进行立案、调查和调解，达成协议后制作调解协议书，整个工作过程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　　背景

　　医患对立呼唤独立第三方介入

　　记者心情迫切地想了解这一“国内首家”的由来，但作为医院负责人的刘道桂并未直接回答，而是先讲了个故事。

　　那是去年盛夏的一个早上，医院的行政办公楼层突然涌进数十号情绪亢奋的人，他们挤满楼道，扯起横幅，与办公楼下的另外几十人相互呼应，高喊口号。惊惶失措的医院办公人员纷纷掩门自保，各个办公室的门都遭到脚踹拳砸，两名副院长被这些人包围，失去人身自由达二十多个小时。

　　这个故事并没有令记者感到吃惊，因为记者手头有一组广东省卫生厅调查的数据：2006年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患方“暴力索赔”400件左右，平均每月33件。索赔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，最高一例索赔额高达1500万元。

　　今年以来，被媒体报道的广州市的暴力性医患纠纷就有数起：

　　1月，某大型医院一患者在心脏手术后死亡，家属召集数十人到医院，挥刀叫嚷要杀死医生，还将尸体搬到普通病房病床上。

　　5月，一患者转院至某三甲医院治疗，其后不治身亡，患者家属聚集百人围攻医院，致使该院门诊停诊4天，直接损失逾200万元。

　　6月，某死者家属召集数十人在医院聚众烧香焚纸、拉扯横幅，目的也是索赔。

　　8月，一患者在某医院经救治后死亡，家属数十人追打医务人员，并把尸体放在门诊大厅内20小时。

　　10月，某死者家属召集上百人围堵医院大门，扯起白色横幅……

　　这样的事例在全国也不鲜见。卫生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近年来因医疗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、干扰医疗秩序的事件逐年上升：2002年全国发生5000多起，2004年8000多起，2006年超过1万起，每年增速高达30%。

　　刘道桂说，以前他们处理医患纠纷，一般是先由医院的医务部和对方谈判，再通过卫生系统调解，调解不成就走法律途径解决。但现在，这个老办法不好使了。

　　直接原因就是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，再加上出现了“医闹”这样的“职业人”。现在患方大多是直接采用激烈手段，抱着大闹获得大赔的心理纠缠不休。“我们和患者家属往往谈不到法律处理阶段，院方的意见他们不听。我们聘请律师来谈，他们认为律师只能向着医院一方，不相信律师的任何劝解。”

　　于是，当天河区司法局提出在医院设立“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”的想法时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立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，院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件好事，但是谁也不了解人民调解是怎么回事。后来，他们去参观了司法所，了解了人民调解工作的程序和要求，院领导当场拍板，定下了此事。

　　“设立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，引入人民调解模式来解决医患纠纷，这对医院来说是新尝试，至少在双方面对面交谈时有第三方的独立参与，可以缓冲激烈情绪，医院当然愿意尝试这种办法。”刘道桂说。

　　对此，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党委书记苗伟也有同感。他对记者说，出现医患纠纷，医院的第一选择是进入法律程序，而患方的第一选择是要求调解，因为他们不懂医学，心里没底，也不相信医疗鉴定或上级卫生部门参与的调解。“由司法行政部门介入医患纠纷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”

　　广州某著名医院院长的评价则是“有眼光”，他说，如果司法行政部门介入及时，不仅能公正地为患者提供有效帮助，还能约束挑唆当事人“漫天要价”的行为。